第4版()
专栏：

忆蔡叔厚同志
李强
蔡叔厚同志被“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已十二年多了。当我得知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消息时，不禁回想起1930年前后和他一起搞党的地下工作的往事。时光如水，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是他当时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脑海里浮现。他为我们党的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
蔡叔厚原名肃候，绍敦，1898年生于天津。他母亲出身贫苦，父亲是个倾向维新的文人。在他九岁那年，父亲做了一年华容县知县就死在任上。母亲带他回到故里浙江省诸暨县陈蔡乡下。当时他们的家境十分清贫，有一次为了给他筹措学费，母亲当掉了从亲戚处借来的金链。他很艰苦才读完浙江甲种工业学校，1916年毕业时，家里已是山穷水尽，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只好去做工谋生。最初他临时受聘到孝丰造纸厂督造锅炉，不久又到上海日商办的内外棉纱厂做机械修理工，接着又调到电机车间。从此，他便开始和电机打交道。
在上海工人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大罢工中，他愤然退出了内外棉纱厂。罢工结束后，他先后在宝成纱厂、湖南纱厂、申新二厂当过电机工程师。1921年秋，他考取了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习电机专业，继而又考上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
蔡叔厚回到上海，踌躇满志，自己在东有恒路一号办起了绍敦电机公司，想靠振兴工业使祖国富强。然而，严酷的现实使他看到，工业救国的路根本行不通。怎样才能救国，到哪里寻找光明的道路呢？蔡叔厚满怀爱国热情，继续探求着新的答案。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起云涌，地覆天翻的大动荡之中。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相继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蔡叔厚从一些进步的报刊上读到了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了解了陈独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潮，并常和朋友们一起讨论时事政治，寻找救国的真谛。
大革命失败后，蔡叔厚的中学同学夏衍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住到蔡叔厚家里。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的负责人张秋人和杨贤江夫妇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住在绍敦电机公司。这样一来，党内的一些同志常常到那里聚会，研究工作，有的同志还经常留宿那里。在这些革命者的影响和帮助下，蔡叔厚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祖国富强，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冬，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有的甚至叛变投敌。而蔡叔厚就在这时，满怀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仇恨，毅然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不久，经陈德辉、汪极两位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入了党。后来他谈到过当时的动机时说：“看到革命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觉得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的岗位。”
二
我认识蔡叔厚的时间是在1929年。当时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不断扩大，苏区相继建立，白区的党组织也逐渐恢复发展。这样，过去的水陆交通的联络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迫切需要解决同各地党组织联络困难、缓慢的问题。于是，1928年10月，党中央决定筹建无线电台，选派了一些同志去学习报务，同时把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在自学和研究了无线电理论的教科书后，开始试装收发报机。当时，我需要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得有一个内行的人帮助。党中央就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来，协助我工作。这时绍敦电机公司已搬到福煦路四○三号（现延安中路三六九号），他在二楼腾出了一间过街楼，供我当地下工厂。我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和几个同志一起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我们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都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整整有两大箱子。1929年春末，我们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接着，党中央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系。蔡叔厚掩护我们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万一敌人查出我们在那里私造电台，蔡叔厚全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却丝毫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全力协助我们工作。
蔡叔厚中等个子，戴副眼镜，人很机警，工作中也很有办法。他利用自己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公开身份，建立了一些社会关系，以便站稳脚跟，万一发生意外，可以对付敌人。后来他在上海的社交场合颇有名气，我们有的同志也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记得在他入党后不久，绍敦电机公司便成为党的交通联络机关，经常有各地来找党的同志出入往来。这样频繁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的注意。有一次党内接到情报，知道敌人要去绍敦电机公司搜查。党组织通知他暂时避开，但是他考虑的是如果他避开，反而可能使敌人趁机埋藏在公司里，诱捕外地来上海找党的同志。他向组织上建议自己留下来，准备应付敌人。敌人半夜里到公司大肆搜查，毫无收获。蔡叔厚在敌人临走时，还要他们写了个字据，证明在他的公司里查无结果。以后敌人还搜查过几次，都被蔡叔厚机警地应付过去了。还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同志不幸被捕，关押在巡捕房里。蔡叔厚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和另一个同志商量出一个营救办法。蔡叔厚的日语讲得很流利，他就冒充日本人，到巡捕房去要人。他对巡捕讲，那个人是他手下的，请他们交给他去处理。巡捕房的人看看他那样子，信以为真，就把那位同志交给他带走了。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和一些同志马上进行转移。蔡叔厚协助党中央，安排部分同志撤离上海。他本人也暂时搬出了公司，在马路对面租了间房子住下，观察了一段时间，看公司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才又搬回去。
1932年，蔡叔厚经中央批准调出特科到一个组织去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表面上装出一副不革命的样子，对一些熟识的同志也采取消极的态度，以至有的同志信以为真，向党组织报告了这件事。在这期间，蔡叔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他机智勇敢，经常深入敌人内部，发展工作人员，取得军事机密，屡建奇功，多次受到领导上的表扬。
三
蔡叔厚这个“老板”是从不看重金钱的，他所注重的是党的事业和同志间的情谊。他自己的收入不多，但党组织或同志们在经济上遇有困难，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
同志们平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那里成为同志们遇难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早在1927年底，绍敦电机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来的叶剑英、曾宪植、邢西萍（徐冰）、廖承志、匡亚明、冯雪峰、李求实、张去非等几十个同志。蔡叔厚不仅想办法安置好大家的食宿，走时还尽可能给他们带上一点路费。他自己平时生活是很俭朴的，有一次我到他家里赶上吃饭，菜就是一点酸泡菜。
蔡叔厚对同志是很热情的，谁遇到困难去找他，他尽力帮助解决。1935年秋，刘鼎同志从九江俘虏营里逃出来，到上海找不到党组织，就去找蔡叔厚想办法。当时蔡叔厚已调出中央特科，和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他仍然答应下来。他先给刘鼎换掉了里面穿的军服，然后给他一笔钱，安顿在一家旅馆里住着等消息。一两个星期后，蔡叔厚通过一个国际友人将刘鼎送到一个可靠的地方临时避难，不久又和党取得了联系。抗日战争期间，蔡叔厚掩护过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钱俊瑞、余立金等同志，帮他们接上了党的关系。他还在经济上接济过李一氓、袁文彬等同志。
蔡叔厚在工作中一向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每当工作遇到危险，他总是挺身而出，帮助别的同志脱险，自己留在后边处理遗留问题，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1935年初，组织上决定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很快便办好护照，准备动身。就在这时，他所在组织的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这一事件牵涉到蔡叔厚和一些同志。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下来搞善后工作。他和一位外国记者一起，及时通知了在日本工作的同志们迅速撤离回国，然后又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对国内工作的同志他们也做了妥善安排。蔡叔厚自己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把公司地址迁到福煦路四一七号（现延安中路三七九号），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一切都安排好之后，他自己才去南京找留日同窗汤恩伯作保，才避免了敌人对他的追捕。
四
1936年初，与蔡叔厚联系的人因故突然调离，组织上也没有再派人同他联系。这一意外事件使他同党的联系中断了。但他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积极为党工作。
1938年，蔡叔厚在一个讨论抗日的小集会上见到刘少文同志，他得知刘是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后，就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在这以后，蔡叔厚还找到潘汉年同志，想恢复与原来组织的关系，但潘汉年始终没有能帮助他联系上。
蔡叔厚在刘少文、沙文汉的领导下，一直工作到全国解放，主要是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上海沦陷后，于伶同志在上海办剧艺社，演出爱国话剧，进行抗日宣传。剧社公开活动必须要得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帮助和掩护。蔡叔厚应邀担任了一名理事，帮助剧社做了很多工作：介绍戏院、谈判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担保等等。有时巡捕房来找麻烦，他就代剧社出面应付。抗战胜利后，阳翰生等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开办了昆仑影片公司，蔡叔厚根据党的指示，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公司。他在资本家股东之间进行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于伶后来称赞说：“我们大批电影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参加在内，使昆仑影片公司能够拍出一大批至今仍为观众所喜爱的优秀影片，蔡叔厚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蔡叔厚一直认为，同刘少文谈过自己的情况并为党继续做了一些工作，就是接上了组织关系，直到1943年他在重庆和一个同志谈起很久没有看到党内文件的事，才知道自己竟被当做“党外人士”了。他马上找到有关同志提出恢复党的关系，但因当时的情况所限没能解决。尽管如此，蔡叔厚仍把自己看成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在重庆时，他安排并掩护了党设立在他的企业的办公大楼顶上的秘密电台。1946年，刘少文因躲避逮捕受伤，蔡叔厚把他接到家里治病养伤。解放前夕，他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活动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之间，进行工作。
全国解放后，蔡叔厚又多次向党提出恢复党籍，由于历史原因，都没有得到解决。他暂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工作，先后担任过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规建局、机械局、机电一局的副局长等职务。1954年，由于受所谓“潘杨特务反革命集团案”的株连，恢复党籍的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诬陷为“特嫌”，抄家审讯、拘留关押，1971年5月6日含冤死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蔡叔厚的历史做了全面调查，以他的功绩推翻了“四人帮”强加给他的污蔑之词。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给蔡叔厚平反昭雪；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的党籍。
蔡叔厚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那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畏艰难，不怕危险的牺牲精神；对同志热情相助，战友遇难，全力救援的高尚品德，是永存的。